西域记

 

第十一届国际暨第二十七届全国声韵学学术研讨会

 

论文简介

 

按照发言先后顺序排列

 

一、王宁《谈传统上古音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兼论音韵研究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

传统上古音研究是传统“小学”的组成部分。最早是从读释文献典籍的语言文字中存在的语音现象发展起来的。它的研究材料主要是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的语音现象和古代韵书，它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形音义互相求。这个传统古已有之，20世纪以来，借鉴西方语言学成果，有了长足进展。王宁认为，上古音研究是属于继承性很强的学术领域，无论谁来做，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以汉语音韵学已经取得的成就为基础。但是目前有割裂传统的倾向，王宁叫做“过河拆桥”。

王宁认为，传统上古音研究的目标是追求解释力。上古音研究首先要对文献上的字词及其意义进行解释，通过这些解释做到对文献思想内容的还原。古音研究最早是为读释典籍服务的，是在文献阅读和诠释的实践中产生的，它的一个目的就是为文献服务。诠释语音现象是古音学的另一个目标，语音随着时代和地域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千差万别，使得文献中保留了不少有待解释的语音现象，对这些文献语音现象的解释，是古音学研究的任务，例如，古诗的押韵问题、古代典籍用字问题等等。古音研究的又一个任务是解释字词语音关系，即汉字构形系统、汉语词源系统。训诂和文字材料为古音研究提供了依据，古音研究也把解释上古的训诂、文字材料中的语音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目标。

传统古音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内证为主”。王宁认为，传统古音研究的重要时期：乾嘉考据学时期，发展出了发疑——取证——推论的研究模式，而其中对结论的可信程度有决定作用的是证据的可信程度。上古音研究在取证方法上一直采取内证为主的方法。所谓内证包括：古代韵文、汉字谐声偏旁、古代文献的用字材料。王宁说：“内证为主，在亲属语言比较上，就是先要系联所说的亲属语言内部的同源词，然后对六方面的同源系列进行声音和词源意义的全面比较。”比如，“米”在汉语里与“迷”、“眯”、“谜”同源，它们都有“细小-隐”的核心意义；而藏语的“米”虽然也是唇音，但它跟“结籽”意义相联，它们在各自的语言里属于不同的词族，也就有着不同的词源意义。

古音研究充分估计汉语内证材料的泛时和异域特点。语言总是存在于一定时间和空间的，但是文献材料，由于其产生具有超语言的、超时空的特点，因此具有泛时空性质。首先，谐声材料上，周代是中国本土典籍大量产生的时代，也是形声字造字的高峰。但是春秋时代的语言分化速度很快，中原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的分歧已经非常大，这时期产生的形声字不可能在一时、一地，因此，它们负载的语言信息也就不可能是一种方言的信息。其次，汉语同源词族的产生时代可能贯穿于从殷商到两汉的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其间汉语语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词源派生所依据的表示词的古音线索的字元，则从殷商到两汉一直沿用。文字的稳定性和语音的易变性之间，无法找到平衡，因此，利用词源研究古音，一定要考虑到这种复杂的现象。

音类关系的确立比音值的构拟更重要。构拟音值并不是现代音韵学的发明，清代小学家也很重视，并且已经有过尝试。但是，传统小学为文献阅读为主要服务目标的宗旨，决定了上古音研究是以音类研究为最重要的。这不仅因为传统研究之初，古人没有现代音标的先进工具，更由于在古音研究中，确定了古声韵的地位，文献阅读中出现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二、黄易青《上古章、见交替反映的齐鲁、楚、吴越、中原方言历史层次浅论》

黄易青以窥探上古方言音系的历史层次为其远期目标，拿上古谐声系统中章、见组谐声的现象作为突破口，试图发现利用方言区域不同来解释上古不同谐声的办法。

长期以来，人们都把谐声放在同一个历史平面上来考虑，没有分方言具体区别不同的谐声现象。如果同一谐声的字可以分别归入章组和见组，则一般学者会解释为它是从某一源头分化而来，而其源头必具备一个复杂的音（如krj）才能分化出后来的章见两类（如k、tsj）。而黄易青认为，是方音的差异，使得同一声类可以有不同的读音，而同一音读有可以归到不同的声类。他收集了古代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章、见交替用例，把它们分别归到所设计的不同地域之下，然后观察几个问题：

声类交替是双方的关系，从音变角度看，交替反映的音变是由哪有方引起的？

是在什么时代发生的？（交替之前，还是交替之后）

音变的方向是什么？

交替发生时双方音读是什么关系？（推定前者才能推定后者；推定后者有助于推定前者。声类的交替不等于音值的交替。

黄易青把发生交替的各例分别由四个变量来把握，这四个变量是：通语、方言、切音、谐声。他说：“交替的项中，谐声早于切音，而交替双方孰读本音、孰读变音，又可以依常见的音义关系而定。因而，根据诸项排列组合的格式，可以推定音变本体，或音变时间，或音变方向。”他说的本体，是指哪个方言。如《方言》十一：“蝉……秦晋之间谓之蝉，海岱着间谓之[虫奇]。”他的推断是：“通语读本音，齐鲁发生音变”，两字所从的声符“单”、“奇”跟两字分别谐声，则“交替时音变已经发生过。方言音变方向有甲乙两种可能：甲，通语章组齐鲁读如见组（t?-≥k-），……乙、见组齐鲁读如通语章组（k-≥t?-）……中原音变方向也有两种，可以类推。”

黄易青最后的结论有四：一、章组在齐鲁、吴越、楚方言读如舌根音k-等，这些方言还没有舌面音。二、通语音变是k-→t?-。音变时代在交替情况发生之后，反切时代之前。三、春秋后期到汉初，以上三方言一直没有章组。四、三方言保持汉语较早时期的状态，而通语的音变先于周边地区。

 

张渭毅《论采用“散点多线式”框架构建和描写汉语语音史的必要性》

何九盈《汉语语音史框架研究》一文，提出了采用“散点多线”的模式描写汉语语音。认为没有方音的参与，汉语史就是不完备的。汉语史的描写应该在“纵”里头有特定的时代，在“横”里头应该照顾不同的地域。张渭毅此文在于进一步论证“散点多线”框架的必要性。

张渭毅认为，传统的“三点一线”和“九点一线”的框架（这两个框架也是何九盈先生在上文中总结出来的）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有它们的贡献，但也都有其局限。他着重谈了两个框架的局限。

一、“三点一线”框架的局限是，他把汉语看成没有空间差异的“三级跳”：《诗经》音——《切韵》音——《中原音韵》音。这里，他分几个问题来谈的：

关于中古音和《切韵》，张渭毅认为，汉语史分期不应该以词汇依据，最多考虑构词法，而主要应该依据语音和语法；应该根据语音、词汇、语法因素不同步的原理，而使三者分开，并互相协调；要注意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和特点。因此，他的汉语语音分期是：中古汉语上限在魏晋（三世纪），下限大约在中唐（九世纪）。中古前期，汉语语音发生在以下变化：1、复辅音赤地消失了。2、汉字的谐声关系被打破了。3、上古入声韵跟阴声韵严整配合的格局打破了，转变为入声韵跟阳声韵配合。4、《切韵》的重纽结构形成了。5、去声字大量产生。相应的，中古后期，汉语语音发生在如下变化：1、轻唇音从重唇音中分化出来，2、重纽的语音结构和基础发生了变化。3、浊上声开始变入去声，4、入声韵尾有消失的迹象，-m韵尾开始消变为-n。中古的方言区化有十二种：

1、南北并举，或南土北土并举

2、河北江南并举

3、江东和河北并举

4、北人和江南并举

5、江南和江北并举

6、关西和山东并举

7、江南与山东并举

8、江南与关中并举

9、江南、山东和关中并举

10、中国和江南并举

11、江南、中国和山东并举

12、吴楚、燕赵、秦陇和梁益并举

作者把中古汉语语音史分成早期（魏晋宋）、中期（齐梁陈隋）、晚期（初唐、中唐）。每一时期又选择若干点，建立各自的方言音系。

作者认为，《切韵》是一个含该了很广泛时空的语音系统。它的横方面的宽度是金陵和邺下，纵的方面的宽度是从魏晋到中唐的慧琳时期。《切韵》不代表一时一地的语音，但是，其分韵有方言基础。《切韵》所有的音类区别都可以在中古南北各方言点的语音特征中得到验证。这样看来，《切韵》和《诗经》音的基础方言不同，两者不是直接的继承关系。

上古音研究的上限一般在周秦，下限到两汉。但是，殷商音系的研究目前已经有不少成果，总的来看，先秦时期汉语已经有方言差异，从语音角度，可以分为秦晋、齐鲁、楚、中原几个大的区域。

张渭毅把近代音也分为三个阶段：晚唐五代——南宋金元——明清。由于近代音的研究资料比较多，作者认为，可以建立起不少语音系统：早期八个，中期六个，晚期11个。

二、“九点一线”框架的局限

张渭毅说，“九点一线”框架为汉语史的描写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面临着很多困难。他认为，王力建立的这个框架把九个有差异的语音系统放在一条直线上，很容易被理解为是一个基础方言在时间上的延续。其次，同一历史时期存在着几个语音系统时，按照“一线”思维去选择点时就有取舍问题，这个问题无论如何也解决不好。第三，音类的发展在各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是不平衡的，而一个时期如果只选择一个点，就把各时期假设为匀速发展，着就很难解释一个音类在不同资料中的不同表现。第四，不同方言点在不同时期，发生着不同的语音演变，“九点一线”很容易把这些语音演变看成是前后关系，进而曲解历史。第五，语音演变虽然是声韵调都在变化，但是也有不平衡性，“九点一线”理论把这些都看成齐头并进的，跟历史真相不符。

张渭毅在最后总结了他和他的学生们采用“散点多线”理论描写汉语史的工作进展。一方面，是他本人正在撰写的论著《汉语语音史大纲》，它试图采用“散点多线”理论。另一方面，他指导了17位学生撰写了一批毕业论文和学年论文，试图分阶段弄清历史上汉语语音发展的段和各阶段的方音面貌。

 

金周生《说“等”“等子”“四声等子”》

金周生考察了“等”“等子”的名目由来，发现它们最早跟音韵学没有关系，其中“等”是“齐简也”，是整理竹简的意思；“等子”是初见于北宋的一种量器，有动、名两种用法。宋代又有“金等子”“银等子”一类物件。

金周生研究发现，音韵学之所以与称量重量的用具发生关系，并不是偶然的，其由来已久。古代常常用“轻重”来描述语音，与清浊相配。除了用轻重这样的模糊用语外，甚至也有量度单位，比如毫厘、黍累等等。金周生发现两宋度量衡制度发生了一个变化：随着金银出纳之风盛行，用以权衡计量的方法日益精密，计量单位也越来越小。用这个术语来借用于精审音韵，当属于顺其自然。而古人用来“等称”的音韵，不仅只限于“韵”，也用于声和调。其时也有等声、等调的文献资料，而“等韵”实在是等韵学出要务。

但是，等韵一词本身并不产生于宋代，而是最早见于明末放以智《通雅》。但“等子”字用于音韵实际工作，却是宋代的《四声等子》。该书的制作，多因袭旧有韵图，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其一就是入声兼配阴阳。改变配合关系以后，要“等”出合理的四声相承，应该是本书作者的创举。证据之一是，每图都有四声相配：本来入声配阳声，是古来的惯例，可以看成继承传统；但是《四声等子》的阴声也有入声相配，就是作者为了实现他的“四声相配”而特别设置的。这是作者“等”出来的成果。他这样做的实质是，入声韵尾与相应的阴声相配，是根据韵尾相近的原则：-k尾的入声，与-u尾的阴声配，语音算是接近的；-t尾的入声，与-i尾的阴声配，也是接近的。这种做法是作者恪守“四声”的观念所致。

 

于昕《从〈说文解字约注〉窥测上古复辅音声母》

已故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张舜徽在语言文字方面的唯一著作《说文解字约注》，对汉语语源进行探索。但他没有像王力那样对汉字的声母、韵母都同等看待，而是对双声特别重视。于昕曾经有《〈说文解字〉述评》（载李雄溪等主编《耕耨集——汉语于经典论集》，香港商务印书馆2007）揭明这一特点，本文则专事检查张舜徽《约注》中的双声同源字，以发现它们之中的声音关系。

于昕认为，张舜徽自己并不认同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但是他认定的同源词的声音关系却可以成为上古汉语有复辅音的证据。他找到的复辅音声母的类型有：一、来母与塞音字：端母、明母、定母、见母与来母的同源。如：《说文·贝部》“贪”字下，段玉裁曰：“心不惏、女部婪，皆训贪。”张舜徽按语：“贪、惏、婪，声皆在舌，惟音读有轻重耳。同类相转，实即一语。”二、喻母与塞音字：喻母与透、定、匣交替。三、鼻音与塞音、擦音字：泥与透定、明与滂定、疑与匣等等。四、鼻音与边音字：明母与来母。五、塞音与擦音字：定与心审、船与邪、溪与匣。这些不同声母的交替，用复辅音来解释，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丁启阵《从现代汉语方言论古无复辅音声母》

丁启阵认为，无论是时间远近，还是语言亲疏，现代汉语方言跟上古汉语之间的关系都要比汉藏语系内部其他亲属语言亲近得多。如果上古汉语有复辅音，那为什么现代方言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个问题，复辅音论者应当给予解释。复辅音论者提出的上古汉语有复辅音的解释，都可以用单辅音来解释。

丁启阵认为，现代汉语方言不仅本身没有复辅音声母，从他们现有的状态，可以推论，他的前身上古汉语也没有复辅音声母。

有人认为，上古汉语的状况，不应该从中古汉语往上推，不应该跟中古汉语太想象，而应该跟亲属语言更想象。丁启阵认为，道理应该是相反的：上古汉语与中古汉语近代和现代汉语是一个语言的连续的发展，彼此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应该具有更近的关系。如果把上古汉语构拟成跟中古汉语相差甚远的语言，那就要解释其所以差别的原因。

丁启阵还用大量汉语方言的例证，证明现代汉语方言中存在着多种复杂的声母交替关系，这些关系多数已经被证明了跟上古汉语复辅音无关，因此，都可以利用单辅音来解决。

关于谐声字中为什么会有例外写生的问题，丁启阵认为，那是不同方言区的造字，在它们进入汉字系统以后，保留了各自方言区的语音，因而与通语语音形成“例外”。

 

 

吴世畯《部分谐声系所见的“汉—酣准同源词”》

 

韩国语的系属问题，一般认为还没有最后定论，但以阿尔泰语系说为早，也有人认为韩国语与日本语为近，但总之是离汉语关系比较远。吴世畯发现，汉语、韩国语虽然语系系属不同，但是汉语上古音与韩国语固有词之间存在音义上的对应关系，而且这些对应关系词在声系里大量而又成系统地对应，与一般的借词关系词迥别，吴世畯称它们为“汉—韩准同源词”。继吴世畯（2004）讨论了“圭”声系、吴世畯（2005）讨论了“京、畺、甲”声系、吴世畯（2007）讨论了和唇音重纽三等字相关的汉-韩对应词、吴世畯（2008）讨论了和牙喉音重纽三等相关的汉-韩准同源词，等等以后，该文主要讨论“韦、秋”二声系跟韩国语[KVR]类固有词的对应问题。

他考定的韦声系的对应如下：

韦[Gw?l]：[*kul]、[ul]、[kure]

围[Gw?l]：[*kul]、[ul]、[kure]

违[Gw?l]：[k?sï]

鍏[Gw?l]：[ka?aj][ka??]

炜[Gw?l?]：[kirameku]、[gal]

韪[Gw?l?]：[kirameku]、[gal]

伟[Gw?l?]：[k??ïk] [k??ïki]、[k?ruk-hada]

苇[Gw?l?]：[kal]、[ka:l][kal-d?]

湋[Gw?l?]：[*kur-]、[kui-da]

媁[Gw?l?]：[kol]、[koroda]

[qw?l]：[k?l-da]

纬[Gw?ls]：[ka?u][ka?o]、[karo]

褘[qral] ：[k?l-da]

讳[qhw?ls]：[sk??i-da]、[k’?ri-da]

“秋”声系，吴世畯找到了“秋、鞦、鳅、楸、篍、[秋/金]、湫。

根据这些同源词，吴世畯构拟了相关的“汉-韩准同源词”。吴世畯认为，这些同源词的对应不是偶然的，它们是上古汉语有相应的复辅音声母的证据。“韦”声系拟为[*kvr-]类的音，“秋”声系拟为[sKR-]或[KsR-]类音。

 

钟荣富《从声学感知比较国语及台湾客家话的舌尖擦音》

钟荣富以声学语音的数字统计为基础，讨论国语与台湾客家各种话的擦音共振峰过渡、长度，以及彼此之间的差异显著性的意义。他认为，过去我们对于汉语方言的共时研究，一直停留在语音记录和音段的分布描写之上，很难了解与掌握方言或语言之间相似的符号与其所代表的语音真正音值有何实际的差异。而钟荣富对各方言间同类音的过渡、长度、VOT的大小等文献上与声学感知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王松木《明代等韵家之反切改良方案及其设计理念》

王松木对明代等韵学家的反切改良设计进行重新思考，提出：创制理想反切的过程中，设计者考虑到哪些制约条件？不同的制约条件有何理据？这些理据是否属于不同层次？设计者如何看待这些理据互相之间的等级关系？

王松木认为，等韵家为达到自己期盼的理想目标，对旧有反切进行重新设计，他们选择反切用字，并非仅仅以实用性为唯一考虑，往往还包含了他们的象征意义，试图从语言内部、外部各种因素中找到制约切语用字的各项条件。王松木认为，他的这种思考属于汉语音韵思想史的范畴，他期望通过这种研究，把人们的视野重新拉回到人文上来，在“人文”和“科学”之间向上超拔，为二十一世纪声韵学发展拓展出一条认知取向的新路途。他把传统声韵之学看成“正”，把（现代）汉语音韵学看成“反”，把未来的认知取向的汉语音韵学看成“合”。

 

宋韵珊《论〈韵法横图〉的呼名与基础音系》

宋韵珊研究《韵法横图》《韵法直图》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对两书的语音系统，和两书形制、语音特点、语音基础等，有着长期的、深入的思考。该文探讨《横图》的呼法和语音基础两个问题，是因为这两个问题互相有密切的关系。

宋韵珊认为，《韵法横图》的声母特点有：古浊声母没有清化、泥娘不分、庄系与照系合流、为、喻合流。她还从韵图的编排格式上，探讨了其音系分类标准，从而把其韵母系统以韵尾的笔筒划分为六类：?、n、m、ø、i、u。

《韵法横图》的主要特点是具有一套复杂的呼法，宋韵珊依据现代南京方音，参考《书文音义遍考私编》《韵法直图》，对《横图》的呼法进行了解释，提出了自己的的看法。她认为，开口呼来自中古一二等韵，对应于南京的开口呼，其中鼻音韵尾有变成鼻化韵的可能，入声韵尾有混同的可能；齐齿呼韵母来自中古三四等韵，应该具有[i]介音，但逢知系声母应该有开口呼、齐齿呼两读；合口呼韵母来自中古合口一二等韵，应该具有[u]介音；撮口呼韵母来自中古三四等合口，今南京、皖南有[i]、[y]两种介音，当时应该具有[y]介音。宋韵珊对“混呼”的解释，是认为它们应该是兼有两种不同的呼法于一韵之中，但对赵荫堂所谓混呼昭示某种音变的看法，也犹豫不决。齐齿卷舌呼和齐齿卷舌而闭呼知识韵尾的不同，应该是一种呼法，宋韵珊认为，所谓“齐齿”是指[i]介音产生了，所谓“卷舌”是指其中照组具有卷舌性质，而邵荣芬认为齐齿卷舌指具有[-n]韵尾，也同时可以包含。

宋氏认为，其时舌尖元音韵母还没有产生。她还对《横图》《直图》的产生年代先后问题，两图的继承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

 

曹逢甫、高婉瑜《汉语现代方言鼻音尾小称加缀与上古音之阴阳对转》

曹逢甫、高婉瑜以《诗经》阴阳对转为研究范围，就语音与语义两方面与现代汉语鼻音尾小称词加缀所产生的变化进行比较。曹逢甫、高婉瑜考察了部分现代汉语方言中，小称的表现形式，认为很多小称的表现形式是在音节后边直接加[?]尾。现代信宜、玉林、容县方言，由于小称加缀，出现在与古音学中阴阳对转（主要元音相同，韵尾不同的韵母，互相转化）相同的语音变化。而汤溪、武义、济源方言，则可以看到与古因学上旁转（韵尾相同，主要元音不同的韵母之间互相转化）相同的语音变化。

曹逢甫、高婉瑜认为，上古小称形式也可能是[?]，在加上小称缀之后，[?]会取代原来的韵尾，而与原来的韵尾发生同化作用，因而产生了三个不同的鼻音韵尾：[-m]、[-n]、[?]。

曹逢甫、高婉瑜认为，加上[?]韵尾有时可能不会直接导致产生上述韵尾，而会导致原来韵母元音拉高，发生音变，并进一步发生元音趋同，使原本主要元音不同的韵母可以互相押韵。

曹逢甫、高婉瑜认为，《诗经》中的阴阳对转、旁转字，在语义上也大致符合小称词“语法化轮回”（见曹逢甫2006：《语法化轮回的研究——以汉语鼻音尾、鼻化小称词为例》）的各个阶段的表现。

 

高永安《程元初的古音分部》

明末徽州人程元初的著作《律古词曲赋叶韵统》，最初被高永安《明清皖南方音研究》（2007，北京：商务）用来作为明末徽州方音的代表音系。由于该书是把历代的诗歌押韵压缩在一起制作的韵书，所以，它不但有近代音的资料，也有中古音、上古音的资料。特别是程元初对不同时期汉语语音的认识，是汉语语音研究史的重要资料。

高永安对程元初的《凡例》，和在各个韵部中的转换标注进行了考察，发现程元初的古音意见可以总结为十部：东冬、支齐微、佳灰、鱼虞、真文元侵+庚青蒸、先盐+寒删覃咸、萧肴豪、歌麻、江阳、尤。其中，有“+”号的两组中，组内两韵之间可以“通用”，因此，各归纳为一部。程元初的古音分部是从中古音向上古推论出来的，但他也有《诗经》押韵和谐声字的基础。但是，可惜的是，程元初的主要目的不在论述汉语语音历史的研究方法，而在于制订各个时期诗歌押韵所遵循的规律，因此，我们只可以总结，而不能检验他的方法。

从程元初的古音分部本身来看，他视野比较开阔，能够把不同时期的诗歌押韵规律放在同一个框架之内，辨析异同，并希望能够找到一以统之的规律，具有历史观念和语言发展意识。

显然，之失误也很明显：在没有对各个时期押韵状况有基本考察之前，奢谈发现贯通各个历史时期的押韵总规律，那真是太好大喜功了。利用平水韵框架作为研究历代音系的出发点，也优点儿欠考虑。再者，真文元侵+庚青蒸的通转关系，可能有方音的干扰。当然，《诗经。押韵中，有耕等部与真等部合韵的现象，但这是少数韵例，不能根据少数来制订条例，把两个大部合并起来。

程元初古韵分部的贡献在于：一是发明“通转”的条例——利用“通用”“通转用”两个术语，对十二部的关系远近做了探索。二是其与“通转”相配合的有“通转连绵不断”例，这可能启发了毛奇龄的“连环通转”例。三是，其四声通用说，对后世（清代学者）探讨汉语声调起到启发作用。

要特别说明的是，程元初有两个条例甚至对段玉裁的古无去声说等亦可能产生影响。其一是“凡借入声通作四声例”，“借入声”是程元初的专门术语，指入声与阴声相配（入声与阳声相配叫做正入声）。借入声通做四声，即入声与阴声通做四声，相互押韵。其而是，“去入声相近，尤多通用”例，更明显地说明作者从《诗经》的押韵事实中总结出了上古部分入声与阴声韵互相押韵的现象，这个现象使得段玉裁做出“古无去声”的论断，王力亦根据这个现象，构拟了入声的长、短两个韵尾。不少音韵学家更根据这一点，为上古阴声韵构拟了塞音韵尾，以与入声相押韵。

 

谢美龄《六书明而音韵明——以古文字辅证上古音研究例示》

谢美龄认为，清代学者中，顾炎武只据古音研究古音，段玉裁始把文字学纳入音韵学的范畴。古音学家，应该同时研究古文字资料。谢美龄介绍了董同和、周法高、龙宇纯三位前辈利用古文字学研究和左证古音学的事例。认为利用古文字研究古音有历史依据：一是篆文及以前文字，到东汉已经不可靠，许慎所见，已经并非原来文字，而许慎时期，社会使用文字是隶书。这就给利用古文字造成了困难，所以，一定要有深湛的古文字学问，方可正确使用古文字。同时，时地不同，也使古文字有地域差异，也是利用古文字时应该注意的。

谢美龄利用古文字知识，辨证了“黍从雨省声”的误解、余字与舍字、咅字、凤子与朋字、遝字及其谐声、翊字与昱字，等。最后认为，利用古文字辅证上古音有三种效验：一是订正许慎，二是排除异形，三是还原本字。

 

李鹃娟《孔广森〈诗声类〉音注理论评述》

李鹃娟梳理了孔广森《诗声类》中的音注，对其音注基础进行了探讨，认为，孔广森除了利用先秦诗歌韵文资料外，还利用《说文解字》的形声字形旁归纳、并佐以古籍材料中之前人释音或音注。

对于孔广森的音注的内容所涉及的范围，李鹃娟逐一考察了其音注条目，分成如下：一、《广韵》归部错误，指孔氏归纳的古韵成果，凡是其上古韵字与《广韵》归部不同者，则斥为错误。二、《广韵》归部无误，但其上古音音值与中古不同，指孔氏著名古今音不同的注音，例如《广韵》元韵部分归辰（真）部，部分归原（元）部，则逐一加注。三、特殊情形者，即指孔氏归纳韵部以谐声为准，偶有押韵的而谐声不同者，则仍定独立。如东、冬、侵、蒸之间的混用。李鹃娟认为，这些音注正是孔氏古音学创获的基础。

李鹃娟归纳了孔氏《诗声类》之音注的术语，如下：声类，通韵、本韵、转韵，《唐韵》误做某字、《唐韵》误入某韵，古读若某，某读若某某之某，某声，从某之字声当以某为正，古读与某同，音见前，古读未详，并逐一做了解说。

李鹃娟论述了孔氏音注的方法与局限，认为，孔氏十八部是其最大收获，而在注意韵母同时兼及声母，是其尤为独特的地方；孔氏常常可以发掘通韵或转韵的音转关系，注意到读音与字形的演变。但是，孔氏古声母研究所进未远，其音注利用直音的方法，这比反切更加不便音。

 

 

林贝珊《吴语处衢方言中的上古音层次》

林贝珊认为，上古汉语的语音还能够在吴语中找到，那些超越中古韵摄界限却表现出相同或相似的音读、并且在上古又属于同部的，极有可能继承并保留了上古音的部分样貌。于是，林贝珊就利用近年来的处衢方言，对比上古音分部，试图在今音中寻找上古汉语的音值。她的研究方法有五：一是观察中古各韵摄的不同音读，分析这些音读在方言间的对应关系及逻辑时间上的早晚层次。二是将中古各韵摄里面上古属于同部的字归纳起来，观察他们今日的方言读音有否相似或相同之处。三是若有两个以上的字在上古属于同部，到了中古分属不同的韵摄，而在今日的方言读音中相同或相似，则他们有可能表现为超出中古切韵架构的样态。四是，这些字的音读若符合层次分析中的早期层次，加上符合核心语词的特征，则更具存古说服力，应可推至上古音层次。五是，归纳出来的上古各部音读特征，必须符合一个语言内部的系统性，不能相互发生冲突。然后她开始按照上古二十二部来排列今方音例字。最后把二十二部的方言音读制作成一个表格，并认为这是处衢方言反映的上古音层次。她认为，各地方言同一部的韵母，元音总是相近的；所列上古音读与李方桂构拟的上古音相应。

 

 

李峰铭《〈说文解字〉音注关系比较研究》

李峰铭对《说文解字》中许慎所注“读与某同”“读如”“读若”等训诂术语进行考察，试图确认它们的真实身份到底是否兼注读音，并进一步想借此发现东汉时期的语音面貌。李峰铭收集了这些术语，然后把它们分别放在段玉裁十七部和陈新雄三十二部的框架内，一观察起异同。结果发现，根据关、陈的古音系统，许慎之“读与某同”中，两家均认为同音的只有70%，而“读如、读若”则只有58%。李峰铭对其余的例字进行逐一考察，发现这些字之间虽然不同音，但是多数有对转和旁转关系，但仍有部分术语难以有确切的解释。

 

张民权《万光泰〈九经韵证〉与古韵十九部评述》

张民权对清初浙江秀水人万光泰确乎是最大功臣：他在近几年内，先后发掘出万光泰音韵学著作，并对其古音学著作、成就做了介绍，肯定了万氏在他的时期所做的超越性贡献。根据张民权的考证，万氏的语言文字学著作有三类：

见于著录者五：

《遂初堂〈类音〉辨》《转注绪言》《汉音存正》《急就篇补注》《说文凝锦录》

藏于天津图书馆者稿本四：

《古韵原本》《古音表考正》《经韵谐声》《四声谱考略》

商与南京图书馆者三：

《九经韵证》《经韵余论》《蒙古字括》

张民权对天津图书馆四书做了介绍。至于《九经韵证》，张民权认为其古音学成就与段王基本一致。其古韵十九部如下：东、支、脂、之、至、未、废、鱼、真、谆、元、萧、宵、歌、阳、耕、蒸、侯、侵。

张民权认为，用《广韵》韵母为古韵命名，在清代古音学史上，万光泰是第一人。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等都没有给古韵部取名，后来王念孙、讲有诰等始以《广韵》韵母为古韵命名。其次，更令人惊讶的是，其名称居然与后人所用一致！比如，至类即王念孙的至部，废类即王念孙的祭部，未类相当于章太炎的队部。谆类，后人一般称为文部，萧类后人一般称为幽部，其他部类名称基本相同。

万光泰的十九部阴阳二分，入声配阴声，与顾炎武一致。他的十九部是从顾炎武直接发展而来。这个分部的重要贡献在于：支脂之三分，真文元三分，鱼侯二分，幽宵二分，至未废三分。张民权认为，万氏的支脂之三分“比段氏还要细密”，“脂不的去入声独立为至未废三部，是万光泰的一个重要发明。其意义在于：中实际上与收-n尾的真文元三部形成了结构上的平衡关系”，“鱼侯幽宵四部划分及其入声字的分配，无懈可击”，“真文元三部的划分，与王念孙、江有诰及今人研究密合无爽”。

张民权认为，万光泰的不足是闭口韵侵韵类及其入声没有离析。

张民权认为，万光泰致意司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是他能够继承国宴物的研究成果，在古音观念上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万氏的研究方法归纳为：

1、韵谱归纳法，对《诗经》韵例进行详尽而又细密的分析，区分通韵与合韵关系，划分古韵部。

2、阴入相配观察法，通过对《诗经》群经韵例的分析，可以发现《广韵》这的阴声韵与入声韵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

3、《说文》声系与《诗经》群经用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张民权说：“古音研究，既要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又要在观念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和发展，这是我们对万光泰古音研究的一个基本总结，也是我们现代古音学研究所必须牢记的一个基本原则。”

 

勾俊涛《张衡〈南都赋〉用韵考》

勾俊涛分析了《南都赋》的韵例，有：每句押韵、隔句押韵、虚字不入韵、虚字入韵、句中字与句尾字押韵、两韵间迭相押韵（交韵）、前后一韵相押中间隔另一韵（抱韵）。

通过分析《南都赋》的用韵，总结出其韵部系统如下：

阴声韵部：

之、支、歌、鱼、宵、幽、微、脂

阳声韵部：

耕、阳、东、真、元

入声韵部：

屋、觉、质、月

其中，真元合韵、耕阳合韵各有三例。

勾俊涛还对张衡《南都赋》的押韵韵段的声调进行了考察，发现一般是平声相押，另有上去相押的例，而入声只押入声。这个情况跟一般说的“入声备于魏晋”不太相符。

 

秦淑华《张之象〈盐铁论注〉语音小考》

秦淑华考察了明代上海松江人张之象给《盐铁论》做的音注，通过反切比较法和统计法，从中发现了张之象的语音特点。其中，声母特点有：一、全浊声母仍旧存在，不过已经开始了清化。二、轻重唇音基本分立，但少数轻唇音字仍读重唇音，非敷合并。三、知庄组合并，知章组合并，精组独立，但互相之间交叉注音的情况。四、从邪相混，奉微相混。五、你娘尚未合并。六、零声母范围扩大，除了影母外，还有喻母和部分疑母字也变成了零声母。

关于韵母系统，通摄独立，江阳依旧分立，各韵的重韵、重纽分别消失，同摄的三四等韵基本合并，一二等韵有合流的趋势，二等韵牙喉音有腭化倾向；闭口韵已经有部分读同舌尖音韵尾，入声韵尾已经合并成喉塞音，有开口呼与合口呼互相注音的现象。

全书的全浊上声字共23字，其中有10次与泉捉去声字互相注音，秦淑华认为全浊上声字已经变入去声。入声调独立。张之象的声母系统是四声八调。

 

李长兴《古来母音值考》

李长兴希望通过综观各家的构拟，并考察谐声、汉藏同源词、对音等资料，试图检查上古来母的音值构拟。李长兴首先通过谐声材料发现，喻母谐声来源可能有多种形式，而来母的谐声来源可能只有一种形式。喻母的音值应该与端组相近，而来母则相反，应该与端组相远。李长兴认为，上古的喻母音值为l-，那么来母音值应该是r-。

 

丛培凯《论段玉裁〈说文解字读〉之反切及其成书时代之考察》

丛培凯对比分析了《说文解字注》和《说文解字读》的反切注音，发现《说文解字读》的反切呈现出多元性的特点。因此，对段玉裁的如何处理纷繁复杂的反切资料产生了兴趣，经过比对，发现段氏在从《读》到《注》的编辑过程中，其审视反切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这期间，上古音知识并非段氏的唯一标准，在声、韵、调三个方面，关于上古音知识的应用也有层次上的差别。并论证了《说文解字读》的编定可能开始于乾隆四十一年，而完成于乾隆五十一年到五十九年之间。

 

李千慧《上古复声母辅音结合的规则——有语言的普遍性考察》

李千慧该文希望通过观察具有复辅音的亲属语言的复辅音构成情况，发现复辅音声母的一般构成规则。她考察了藏语（古藏文）的二合、三合、四合复辅音声母，总结了复辅音类型，又考察了苗瑶语、侗台语中的复辅音构成，并发现了复辅音的构成中，二合复辅音最多，三合、四合很少。其中，二合复辅音一般是“擦音/塞音+流音”的形式，三合复辅音一般是“擦音+塞音+流音”的形式。各个位置的各种音都有严格的选择。李千慧又考察了其他语系语言的复辅音构成，最后把这些知识与目前构拟的上古汉语复辅音互相印证，评论得失。

 

曲晓云《训民正音满文本〈五方元音〉记载的十八世纪中叶正音俗音考》

曲晓云发现了一本谚满对照本的《五方元音》，认为它与《华东正韵通释韵考》的关系很密切。与《汉清文鉴》也有着密切关系。曲晓云对比了《五方元音》的正音和俗音，认为该书反映了清中叶中国北方官话语音。

 

李正芬《〈经典释文〉诸家反切中臻摄的方言差异》

李正芬考察了《经典释文》各家反切，及其前后的语音资料，认为他们提供的历史文献上臻摄诸韵的差异，主要的变异在真、殷两韵。两韵皆读开口的层次，比较单纯；但在南北朝时期的南方，真、殷的元音则产生原唇变化，在南方留下了方言差异。北方自西晋以降，真、殷两韵则变成开口。

 

严相翼《字音字符的不一致——汉字的不规则读音》

严相翼该文目的在考察一个由语音和语义组成的汉字，具有多强的表音的能力，能够传达多少语音信息。严相翼认为，汉字并不总是句并直接反映字音的功能。

严相翼认为，造成汉语与韩国汉字音之间不规则读音的主要原因，有文化禁忌、避免混淆、历史音变、地区音变，此外还有训读、音变、错误的腭化、混淆，以及误读。

 

周美慧《梵汉对音“二合”“三合”构音方式与上古汉语关联》

周美慧以梵汉对译二合、三合等的构音方式，来讨论其与古汉语之间的音韵对当关系，厘析这种构音方式的汉语层次，以《悉昙字记》《唐梵文字》《翻译名义录》等佛学书中的二合、三合音加以说明，然后再参考《一切经音义》的例字，统计字数，分析其语音现象。发现这些二合、三合的构音方式，与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系统有相当的关系。

 

钱拓《魏建功“异位同势相转轨”探析》

魏建功的“异位同势相转轨”，是继戴震的“转语”理论的“位同”说发展而来的。钱拓该文的目的在于分析“异位同势相转轨”中四大类的相互转化规则，包括“塞声相转”、“鼻声相转”“通声相转”“分声相转”，总共十二轨。这十二轨中，“塞声相转”类有两轨实际上不存在，但这正是钱拓注意的焦点：可以作为清鼻音构拟的佐证。

 

林永强《〈方言笺疏〉同族词所反映的词根形式举隅》

林永强以清代钱绎《方言笺疏》为材料，根据其中“因声求义”的几组字词，来构拟上古的词根形式，在分析《方言笺疏》的同源词的语音关系上，主要跟山李方桂、龚煌城的上古音系统，在分析语义关系时，采用陆宗达、王宁的“比较互证”法和王宁的“义素分析”法，以及孟蓬生的“范畴义素”。最后构拟出23组同族词的词根形式。

 

矢放昭文《从唐廷枢〈英语集全〉序说起》

矢放昭文在研究英语文献《英语全集》时发现，该书是唐廷枢学习英语时编辑的，其中的所谓英语，实际上是“广东英语”。而其中用来记英语发音的汉语，是包括省城广州的土音、香山粤语，此外还有官话方言。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当时的粤方言，汉语官话，以及官话正音的历史，都有意义。

 

朴万圭《禅宗〈无门关〉四句偈诵研究》

朴万圭对南宋禅师慧开的《禅宗无门关。语言进行了研究，发现有-m、-n合流的趋向，和前后鼻音混押的现象，词汇方面也发生了向近代汉语的发展。

 

陈贵麟《上古音四等韵在现代吴语缙云方言中的表现》

陈贵麟利用自己的调查资料，结合时贤、前辈的语音资料，对中古四等韵在缙云方言中的表现进行了对比研究，利用现代音值，来检验王力、周法高、李方桂、陈新雄、郑张尚芳的古音构拟。陈贵麟认为上古四等韵是有-i-介音的，而青韵组叫特别，他们在某个时期出现了-i-介音或者元音的去留的竞争，后来部分发展成为分裂的ai。